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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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註:應娛樂重擊編輯部之邀稿,與友人合撰此文 。 原始出處請見:http://punchline.asia/archives/11832 



文/湯以豪 、Edwin W. Chen



電影史並不好談。電影做為藝術也做為工業,不僅包含了創作團隊(拍攝團隊,片廠工作人員)的建樹,亦取決於觀眾們(發行、映演與批評)的迴響;兩者來往間的層層軌跡,織成了電影在歷史脈絡的經緯。其中分合,錯綜難分,想勉強去定義一部電影是專屬何人何地何時何國所發創,既難以論斷,也沒有意義。

台灣電影的發展也是如此。

根據台灣影史權威讀物——呂訴上先生《台灣電影戲劇史》的舊說,台灣島初次出現電影,是1901年日人在西門町的台灣日日新報社附近(即今日錢櫃西門店位置)的露天放映。然而近年來,日籍學者川瀨健一、三澤真美惠以及本地的李道明、葉龍彥等,先後整理出新的史料,做出不同於呂氏的解讀和分析,為台灣地區幾項「第一」紀錄重新定位。所謂「1901年首次放映」之說也有了新的事證:

1896年8月,日本進佔台灣剛滿一年,日商將「Kinetoscope」引進台北——這是所謂「early cinema(早期電影)」大家族裏的一員,史書將之歸入美國愛迪生一系的脈絡,中譯一云「西洋鏡」;據說這是亞洲最早出現的「西洋鏡」,日本神戶要到同年11月才有關於西洋鏡的紀錄。只不過,它是一人一機,就著窺孔觀賞機箱裏的活動畫片,與法國盧米埃兄弟一系的「劇場式投映」電影相去甚遠。台灣出現類似後者這種投映式電影的紀錄,依學者推算,可能在1897年。

此後不久,又有經營木材生意的日人大島豬市,他兼任法國電影協會幹事,1900年6月16日在台北「淡水館」(由清代『登瀛書院』改建,位於今長沙街,介於桃源街與延平南路之間)映〈火車進站〉、〈海水浴〉等影片,同行的放映技師松浦章三擔任解說員(號稱台灣第一位電影辯士,即電影解說員,為觀眾講解電影內容),觀眾反應熱烈,於是轉進台灣各地巡迴放映。

到了1903年,具備高等學歷、豐富歷練及文化修養的高松豐次郎攜片來台巡迴放映,被日人視為將電影應用在「教育」方面極重要的代表人物。

換言之,台灣地區電影映演之始,與日本以及上海極為接近,都在1896、1897年間。總觀彼時台灣地區影業全貌,雖然發行與放映有著旺盛的活力,製片方面則因地利人和之差,遠不如日本、上海來得興盛;在日人記述中,認為甚至不如同時期的韓國。



◎「只有舶來品」的台灣電影早期景象

而在中日開戰前的四十餘年日治時光裡,根據當時文獻記載,來自母國的日片盤據了日人專屬之戲院與總督府的宣傳管道;不愛日片愛中片的其他觀眾,則仰賴來自上海與中國大陸各地的「支那電影」。這些華語片自1920年代初期起便陸續引進台灣,直至1931年,已有號稱約300部先後輸入本島。當此前提,發行商與放映業者樂得引進外地優質影片,對於成本高昂、風險極大的製片業興致缺缺,本島電影製片業欠缺穩定的資金來源而難以為繼。
(斷行)在近半世紀之中,台灣始終沒有出現有如上海的明星、聯華、天一,或日本的松竹、日活、東寶等等規模穩定的製片公司,僅能且拍且走。此時志於電影的有心人,除了日本片廠偶來借景的跨海製作外,多數遠行至滿洲或上海灘奮鬥,除非偶遇零星財源與因緣,才有機會在本島拍攝電影。

與此同時,華語電影以上海為中心,在製片、發行、映演等多方面發展漸趨成熟。製片業自民國建立直至抗戰,精益求精之下,從默片一路發展到有聲片,無論產量與質感皆有豐厚的斬獲。然而抗戰爆發後,上海以至整個民國影壇經歷了戰時的「孤島時期」、隨之而來的「敵偽時期」、勝利後的勢力重組、國共內戰期間的左右派系牽扯,種種衝擊,巨變再三。1949年,影壇分家,影人四散,留守加入左派解放陣營者有之,南下香港者有之,追隨國民政府(包含軍籍表演藝術團隊)跨海渡台主有之,華語影壇的上海根源就此分枝。
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,台灣本島匯集了日本勢力撤出後的本島影人,不與中共勢力合流的南來影人,以及南來影人自原屬片廠攜來的寥寥拍片設備。重振旗鼓的中華民國影業,就在光復後百廢待興的環境中,開始了新的一頁。



















◎20世紀初期~中期的台灣電影重要作品


《台灣實況紹介》
上映年分:1907
保存狀況:影片失傳,僅相關文獻記載傳世。

 高松豐次郎是談到台灣電影繞不開的一號人物。他自1903年來台,是日治早期的放映業者與拍片人。高松先以前敘之「淡水館」為基地,後與台北著名的日式歐化劇場「榮座」(即後來的萬國戲院,今西門町絕色影城所在)老闆合作,將舊院「浪花座」改建為「朝日座」,容量約200人,雖屬小型,卻是目前已知台灣最早能長期固定放映電影的戲院,與「榮座」、「十字館」等多功能大型院館不同。高松事業的全盛時期,手上共有八家影劇院館,最具代表的當屬西門町「芳乃亭」,戰後更名美都麗戲院,重建成新廈後即為今日國賓大戲院。

1907年,高松豐次郎受台灣總督府委託,開拍台灣風土民情的紀錄影片,即其代表作《台灣實況紹介》。內容包括「台灣風俗真奇妙」、「生番被鐵絲網絆住」、「防番隘勇線前進困難」、「討伐生番」、「台灣風俗抓龍王」等,紀錄了日人眼中的縱貫鐵路、採茶民情、滿懷殖民母國式的邊境觀測。

在早期的記載中,總督府的目的是將本片送往日本帝國議會放映,以爭取預算,但缺乏相佐印證之其他文獻,又有作於「東京博覽會」獻映等記載,不過本片確有1907年12月17日於大阪「角座」的上映紀錄, 唯一能確定的是,日後數十年,直屬總督府的製片單位大量拍攝了這類紀錄影像流通全台,作為宣導工具。



《大佛的瞳孔》
上映年分:1921
保存狀況:影片失傳,僅相關文獻記載傳世。
相較於新聞紀錄與政令宣導,劇情片在台灣的發展較慢,至多便是日本本島的拍片團隊繞道來台灣取景。直到1921年,台灣終於誕生一部劇情短片《大佛的瞳孔》(佛陀の眸),大銀幕上也首次出現非日裔演員:劉喜陽與黃梁夢。然而此片誕生純屬僥倖。導演田中欽原為尋兄來台,拍畢後即刻歸國,來去匆匆,果真一場「黃粱大夢」!




《誰之過》
上映年分:1925
保存狀況:影片失傳,僅相關文獻記載傳世。

大佛雖寂,前例已啟。參與《大佛的瞳孔》演出的劉喜陽本為銀行職員,因演出電影遭到撤職,從此走上拍片之路,黃梁夢的大名也出現在台灣知名辯士行列中。劉喜陽與一群電影同好們共組研究會,奔波籌備自製電影,最後以藝妲為演員,四個月拍畢電影《誰之過》,團隊中除了日籍顧問,其他成員皆非日人,在當時誠屬初舉。藉政府工作之便購得美國攝影器材的李松峯,更自此活躍於台灣多部電影的攝影一職。




《血痕》
上映年分:1929
保存狀況:影片失傳,僅相關文獻記載傳世。

《誰之過》上映後,口碑與票房皆淡,不少參與者心灰意冷,遠走中國大陸圓夢,剩下李松峯等人苦候時機,沒想到等到一個奇特委託:替歌仔劇團製作過場影片。當時上海劇壇流行「金光戲」、「機關戲」一派,劇場在戲劇進行間插入播放騰雲駕霧內容的銀幕畫面,真人與映像、實景與機關等穿插演出。劇團演出大受歡迎,李松峯重獲資金,得以開拍新作《血痕》(又名《巒界英雄》)。這部夾雜武俠、愛情與本地風情的作品票房告捷,大幅提升各界對本地製片的興趣。開啟了日籍導演千葉泰樹來台拍攝的《義人吳鳳》、《怪紳士》等合拍影片的先聲。《怪紳士》有大量本土演員,《義人吳鳳》則選擇與台灣風土相關的歷史傳說,值得後世注意。




《桃花泣血記》
上映年分:1931(上海)/1932(台北)
保存狀況:本片現存於北京電影資料館

 默片時期,台灣和日本的戲院除了伴奏的樂團,還有口敘劇情的解說員「辯士」。優秀的辯士是既是票房保證,甚至能創造電影的額外價值。
1932年,上海聯華公司出品的《桃花泣血記》來台上映,辯士詹天馬與樂團王雲峰為宣傳這部黑白默片,聯合創作了同名歌曲,造成轟動,演唱者純純也自歌仔劇小生一躍成為台語歌壇的首位名歌星。《桃花泣血記》配曲一事也印證了上海電影在此時廣受歡迎。




 《嗚呼芝山岩》
上映年分:1936
保存狀況:影片失傳

日裔人士於日治時期享有相當強勢的製片資源。總督府出於對統治的需求給予日方拍片極大的方便,並嚴格控制華語電影在本島的輸入、發行與映演。新聞紀錄片中不時歌頌母國國力的畫面,劇情電影多以宣傳日本本位為主軸,皆是一系列刻意為之的影像宣傳。《嗚呼芝山岩》便是一例。日方出資,陳寶珠主演,拍畢送回日本配音,成為首部完全在台拍攝的有聲電影。

由於影片失傳,對本片故事的說法亦有歧見:呂訴上徵引日人市川彩於1941年文獻之舊說,認為這是一部取材自日本教師被殺的芝山巖事件,敘述日師以烈士之姿對抗暴徒的頌德之作,並批評以日語配音詮釋台灣同胞反抗日語教育的故事,實在矛盾。另一方面,三澤真美惠則爬梳同年的影評史料,推測本片是將「芝山巖」借指教師偉大精神、以此歌頌日籍教師在台灣春風化雨的劇情片。真相為何,尚無定論。




《望春風》
上映年分:1938
保存狀況:影片失傳,僅相關文獻記載傳世。

安藤太郎導演,鄭得福編劇,陳寶珠主演,由風行一時的流行歌曲〈望春風〉(鄧雨賢作曲、李臨秋作詞、純純於1933年灌錄)改編,也理所當然是劇中的主題曲。據載,本片賣座成績極佳,被認為是台灣與日本合拍影片中成績較為突出的一部。




《莎鴦之鐘》
上映年分:1941
保存狀況:本片拷貝現存於日本松竹公司以及國家電影中心

 中日開戰,總督府對於非日裔居民加強控管,華語電影除了《木蘭從軍》、《西遊記》(即首部華語卡通長片《鐵扇公主》)零星幾部有其公映外,幾近禁輸。此一時期的放映重點,是總督府贊助的「南進」宣傳以及一系列由李香蘭主演(包括中文發音、日文發音等)的滿州映畫協會 (滿洲國時成立的一個電影機構,簡稱滿映)作品。

1941年,總督府委任日本松竹公司拍攝《莎鴦之鐘》(サヨンの鐘)。電影描述日本教師投軍出發,原住民少女感懷師恩,熱情相送,回程途中失足溺斃,有關單位鑄鐘紀念。本片脫胎自1938年日裔警察與番人隨從的真實事件,這則簡短的宜蘭小事經過總督府刻意渲染,一躍成為番人奉獻日軍,驗證皇民化政策有功的範例。前有渡邊濱子(渡邊はま子)傳唱的同名歌曲,後有電影開拍。

電影在霧社取景,參與演出的高砂族人寥寥,全片焦點自是滿映巨星李香蘭,她隨片來台的巡迴公演,引發全島轟動。渡邊濱子原唱的歌曲改編為片末合唱吟哦,1950年代由周藍萍重新編作,即是今日國語經典〈月光小夜曲〉。




 《花蓮港》
上映年分:1948
保存狀況:影片現存於北京電影資料館

在本島電影發展同時,亦有不少台灣影人遠行追夢。有1926年前往上海學習編導返國的張秀光,有1932年前往上海自組公司兼任編劇的劉吶鷗,以及先赴日本學習、再轉往滿映成為導演的張天賜等人。什麼是台灣電影?怎樣才叫台灣電影人?這些漂泊者的遭遇或許能給予今人一些思索。

這批影人中又以何非光的遭遇最具代表性。何非光於1930年代在上海聯華公司竄紅,之後轉投幕後,抗戰時期在重慶執導《保家鄉》、《東亞之光》等作品,並於1948年為專程返台拍片,於家鄉台中及霧社等地拍攝《花蓮港》。




《阿里山風雲》
上映年分:1950
保存狀況:本片現存47分鐘片段,影片與文獻置於國家電影中心。
1949年,上海國泰公司派出導演張英,編劇張徹與若干工作人員前往台灣拍片,順便探查台灣作為國泰駐點分部的可能。劇組剛抵台,上海局勢生變,原班就地解散,重新組合,匯入大量軍中演劇隊人才,成為影劇創作新勢力。在花蓮、北投等地取景的《阿里山風雲》也陰錯陽差成為第一部完全在台拍攝、首映的國語劇情電影。

本片插曲多支,一曲〈高山青〉傳唱至今。從〈桃花泣血記〉、〈望春風〉,一路到〈サヨンの鐘〉、〈高山青〉,電影有意無意圍繞在動聽歌曲來行銷觀眾的作法,儼然成為賣座鐵律,直至今日仍舊運行不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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